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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器官捐献:来自生命尽头的馈赠


浏览次数:    发布日期: 2018-04-10 
 

  来自生命尽头的馈赠

  从2015年1月1日起,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此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器官捐献行列。在2016年,我国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赠有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率由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启动的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从一开始的不了解,到如今被更多公众所知,从传统观念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到选择“生命尽头的馈赠”,器官捐献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器官捐献缺口依然巨大。

  逝者已矣,火化之后什么都不会留下。而如果选择器官捐献,让自己或亲人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让爱以接力的形式传递下去。那么,一个器官挽救的不只是一个生命,也能让另一个可能失去亲人的家庭免遭痛苦。

  那么,如果有一天,当死亡已经不可避免时,你愿意为陌生人,送上最后一份来自生命的礼物吗?

  3月31日,湖北武汉红十字纪念园,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向人体器官捐献纪念碑敬献鲜花,缅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28日, 我国共实现器官捐献16523例,捐献器官46505个,报名登记422052人,4.6万余人因此得到挽救。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被称为是“连接生死的桥梁”,在器官捐献移植的链条中,每一环节,包括捐献者、协调员、移植医生、接受移植的病人等,都是连接生死不可或缺的角色。清明节前夕,《工人日报》记者走近这群人,记录下他们的生死“器”约。

  最害怕明天,也最期待明天

  3月8日,在解放军302医院,王璐瑶向记者哭着讲完了自己的经历,泪水顺着脸颊不住地流淌,这家医院是全国DCD(国际标准化心死亡)器官捐献救助基地。

  故事开始于2009年8月,那时,38岁的王璐瑶,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了。因为一次偶然的胃病,她辗转数家医院检查,最终在长春某医院被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肝炎。主治医生告诉她,这是由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肝脏慢性炎症,在我国确切发病率和患病率尚不清楚,但严重者可快速发展为肝硬化和肝衰竭,失去生命。

  自己的人生刚刚开始下半场,便时刻面临着“出局”的危险。同是中年,王璐瑶身边的朋友们正忙着规划未来,她却只想着能活下去,辗转大半个中国求医,2010年她最终决定在302医院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等待,亿鼎博。数据显示,在临床治疗中,每年因器官衰竭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有30多万人,只有不到1/20的人能够得到匹配的器官。

  住院过程中,王璐瑶看到有病人在等待中绝望地离去,也看到有病人通过移植器官重获新生,“虽然这事急不来,但忍不住去想――明天等待自己的是新生还是死亡?”2011年,她把微信昵称改成了“明天”,这个词让她既期待又恐惧。“最怕就是明天,可能我不会再醒来;最期待的也是明天,希望自己能够痊愈。”

  随着病情逐步发展,肝病末期的症状在她身上尽数浮现,“四肢水肿,腹腔积液,每隔2~3天就得输一次蛋白,遇到消化道出血的情况,每一次抢救都是在跟死神招手……”有一瞬间,她感觉生命就如同易碎的白纸,在病魔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无助地摇曳。

  然而她足够幸运,等待3年半,合适的肝脏终于等来了。2013年11月12日,302医院的电话把她从死亡边缘拉回来,“13号晚上最晚十点半到医院,准备肝脏移植手术。”做完移植手术,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短短几个楼层,她却仿佛走了一辈子,之前病痛折磨她从没掉过一滴眼泪,做完手术醒过来的一瞬间,却泪流满面――那是重生的欣喜。

  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死神赛跑

  “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能以生命长短作为标准,而应该以生命的质量和厚度来衡量。”这段文字是29岁的北大女博士娄滔患上“渐冻症”后留下的遗嘱。她最后的愿望,是死后将能用的器官捐献出来。

  在我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起步的2010年,当年公民自愿捐献仅34例。经过多年的艰难摸索,如今捐赠事业正逐渐步入“春天”。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侯峰忠介绍,去年,全国除西藏、青海外其它省份都开展了器官捐献,年捐献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成绩单背后,不仅有捐献者们的大爱无疆,也浸透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和无数医务人员的汗水。

  王志强是北京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参加工作刚满一年,他便协助10余个家庭完成了人体器官捐献意愿,这些器官将挽救数十位等待移植的患者。他的工作需要随时待命,全年基本无休,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跟死神赛跑。“我快一分钟,等待救治的人就会多一份希望。”他坦言,如果捐献者死亡时间太久,器官衰竭后极易导致捐献失败,而这意味着本可获得新生的患者要继续漫长的等待。

  有一次,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意外车祸令驾驶员当场殒命,身上只有一张身份证,地址是湖南省某个偏远的县城。接到医院电话后,王志强抓起身份证赶忙订了当天最早一趟去湖南的火车。从北京到湖南,行程1400多公里,坐了一天的高铁,又走了一晚上山路,终于见到了遇难者的家人,随后顺利协助该家庭完成遇难者器官捐献意愿。

  但不是所有的协调都能一帆风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碰到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家庭,没准要挨一顿揍。”但这并不能动摇他坚守这份事业的决心,“如果我们都放弃了,等待的患者就更没有希望了。”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如今像王志强一样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北京有200多人,全国有2000多人。他们就像是生命尽头的摆渡者,连接着生死,传递着希望。

  你愿意为陌生人留下生命之礼吗?

  “如果有一天生命无法挽留,您愿意为陌生者送上生命的礼物吗?”2017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向公众发起的问卷调查中,这道题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共鸣――参与调查的3829名用户,其中超过98%的人表示了愿意。

  “器官捐献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器官捐献的社会知晓率和支持度明显提升,由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过去十几年,从年均寥寥无几的自愿遗体捐献数量到现在高达四五千例1万多个器官捐献的数量,从一度停滞的器官移植到现在每年1万余例移植手术,这些年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进步让侯峰忠感到欣喜。

  然而有数据表明,仅肝脏移植就有500多人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等待,肾脏移植有2000多人在同一家医院等待。“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率不到百万分之三点七,而一些国家已经达到百万分之四十。”这份差距又让侯峰忠感到压力。

  “器官捐献涉及人的生命,需要一个积极稳妥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器官捐献需要尊重本人意愿,还要尊重家属的决定,每出现一位器官捐献者都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离开,多了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在失去亲人的悲痛时刻作出捐献决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让公众真正从内心接受和支持器官捐献;另一方面,器官捐献涉及很多环节,需要很多方面的协调配合,是一项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工程,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完备的体系,需要高效运转的机制,目前,在体系建设方面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还远远不够。需要继续推动相应法规制度的完善,对捐献者和捐献者家属的人文关怀服务,对捐受双方的权益保护,以及国家的一些配套政策等。” 侯峰忠建议,从制度上进行保障,让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变得更加便捷。

  2017年6月11日,是我国首个器官捐献日。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移植者运动会在北京大学开赛,王璐瑶也报名参加了比赛。在现场,她通过扫描二维码自愿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人。“我是器官捐献的受益者,我的肝脏不能用,但别的器官非常健康。我希望以后能帮助到别人,在别人的身体里继续活下去。”

  这也是侯峰忠的梦想。“希望我国能建立一个阳光、公正、高效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让器官移植真正造福于社会。”